我与《霸王别姬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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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兰芳与杨小楼合演《霸王别姬》

 “崇林社”(梅兰芳和杨小楼合组的一个戏班——编者注)在北京吉祥茶园演到1921年下半年,我们就开始排演一出新编的戏《霸王别姬》。

  原本两天的戏删到一天演

  杨小楼(京剧武生演员,杨派艺术的创始人——编者注)先生演过霸王这个角色,那是1918年四月初,杨先生、钱金福、尚小云、高庆奎在“桐馨社”编演了《楚汉争》一、二、三、四本,这是我离开“桐馨社”以后的事。我曾看过这出戏,是分两天演的。我记得杨先生在剧中演项羽,过场太多,有时上来唱几句散板就下去了,使得英雄无用武之地,虽然十面埋伏有些场子是火炽精彩的,但一些敷衍故事的场子,占用了相当长的时间,就显得瘟了。

  我们新编这出戏定名为《霸王别姬》,由齐如山(戏曲理论家,常为梅兰芳的表演及剧本提出修改意见——编者注)写剧本初稿,是以明代沈采所编的《千金记》传奇为依据,另外也参考了《楚汉争》的本子。初稿拿出来时场子还是很多,分头、二本两天演完。这已经到民国十年的冬天,我们开始准备撒“单头本子”排演了,有一天吴震修(江苏无锡人,银行家——编者注)先生来了,他说:“听说你和杨小楼打算合演《霸王别姬》,那太好了。”我就把头、二本《霸王别姬》的总讲拿给他看。吴先生仔细地看了一遍后说:“我认为这个分头、二本两天演还是不妥。”这时候写剧本的齐先生说:“故事很复杂,一天挤不下,现在剧本已经定稿,正在写单本分给大家。”吴先生说:“如果分两天演,怕站不住,杨、梅二位也枉费精力,我认为必须改成一天完。”他说到这里语气非常坚决。齐先生说:“我们弄这个戏已经不少日子,现在已经完工,你早不说话,现在突然要大拆大改,我没有这么大本事。”说到这里就把头、二本两个本子往吴先生面前一扔,说:“你要改,就请你自己改。”吴先生笑着说:“我没写过戏,来试试看,给我两天工夫,我在家琢磨琢磨,后天一准交卷。”

  当时我感到吴先生的主张很有道理,因为《楚汉争》就是分两天演失败了。《霸王别姬》的初稿仍有松散的毛病,改成一天演的确是高明的见解,但我又担心吴先生改本子没有把握。两天后,吴先生拿了本子来,他对齐先生说:“我已经勾掉不少场子,这些场子,我认为和剧情的重要关子还没有什么影响,但我究竟是外行,衔接润色还需大家帮忙,我这样做固然为听戏的演戏的着想,同时也为你这个写本子的人打算,如果戏演出来不好,岂不是‘可怜无益费工夫’吗?”齐先生听他这样说,也就不再坚持成见,而是和大家共同研究润色、继续加工。

  第一次演出即满座

  《霸王别姬》由初稿20多场删成不满20场,以霸王打阵和虞姬舞剑为重点场子,进行排练时,转瞬已是旧历腊月底,二十六七日演了封箱戏,正月初,择一天日子开市,一面演出,一面排戏。到了正月十九日,我们第一次在第一舞台(位于北京的戏院——编者注)演出了《霸王别姬》。我有个老本子里还夹着当年第一次演出时在后台贴在墙上的“提纲”,是揭下来留作纪念的。角色的分配,提纲上是这样写着:杨小楼项羽、梅兰芳虞姬、姜妙香虞子期、许德义项伯……

  戏一开始韩信《发点》(昆曲牌《水龙吟》在京剧中用唢呐吹奏,又名《发点》)上,紧跟着项羽出场又是《发点》上,在老戏里是从来没有这样安排的,这就是吴震修先生自己说的“外行干的事”,可是当时也想不出什么高招来,就这样上了。我们第一回商量着在第一舞台演,可以多上人。平常第一舞台最多卖个五成座就算不错了,所以北京的班都不愿在那个馆子演,只有义务戏可以满座。这次《霸王别姬》居然也满了。可是过场还是多,有的场子相当长,最大的就是九里山大战那一场,打的套子也很多。我在后台听前面锣鼓喧天,武行头管事的朱玉康在台帘旁注视着场上,有时又招呼着后台,前台固然很火炽,后台也是显着熙熙攘攘。这场大武戏完了之后,杨老板下来双手轻快地掭了盔头,对我说:“兰芳,我累啦,今天咱们就打住吧。”我说:“大叔!咱们出的报纸是一天演完,要是半中腰打住,咱们可就成了谎报纸啦。我知道您累了,这场戏打得太多了,好在这下边就是文的了,您对付着还是唱完了吧。”当时他没有加可否,接着说了一声:“还勒上吧。”我赶紧赔笑说:“您再歇会儿,还有工夫呐。”正说着就听见管事李春林大声说:“来啦!来啦!虞姬!虞姬!”我看杨老板又戴上盔头,我才放下心出去,总算一天把戏唱完了。

  我心目中的杨小楼

  我心目中的谭鑫培、杨小楼这二位大师,是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,虽然我是旦行,他们是生行,可是我从他们二位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最重要。他们二位所演的戏,我感觉很难指出哪一点最好,因为他们从来是演某一出戏就给人以完整的精彩的一出戏,一个完整的感染力极强的人物形象。1922年的春天,我们“崇林社”排演了《霸王别姬》之后,在吉祥茶园演了些日子,应上海的约又去演了一个时期。在这一年夏天回北京,我就开始组“承华社”,以后和杨先生虽然不在一个班,但还是常有机会合作。

  杨先生不仅是艺术大师,而且是爱国的志士,在卢沟桥炮声未响之前,北京、天津虽然尚未沦陷,可是冀东二十四县已经是日本军阀所组织的汉奸政权,近在咫尺的通县就是伪冀东政府的所在地。1936年的春天,伪冀东长官殷汝耕在通县过生日,举办盛大的堂会,到北京约角,当时我在上海,最大的目标当然是杨小楼。当时约角的人以为从北京到通县乘汽车不到一小时,再加上给加倍的包银,约杨老板一定没有问题,谁知竟碰了钉子,约角的人疑心是嫌包银少就向管事的提出要多大价钱都可以,但终于没答应。1936年,我回京的那一次,我们见面时曾谈到,我说:“您现在不上通州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,将来北京也变了色怎么办!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。”杨先生说:“很难说躲到哪去好,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,就不唱了,我这么大岁数,装病也能装个十年八年,还不就混到死了。”1937年,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,他从此就不再演出了。1938年,他因病逝世,享年61岁,可称一代完人。

(节选自《梅兰芳回忆录》,有删节,标题为编者所加,该书已由东方出版社于2013年1月出版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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